據(jù)《紐約時報》報道，當?shù)貢r間2月3日，90歲的喬治·斯坦納(George Steiner)在英國劍橋的家中去世。

　　出生于富庶猶太家庭，以德語、法語、英語為母語，文學批評家、翻譯理論家斯坦納自稱“中歐人文主義者”：對古典文化和歐洲文學語言如數(shù)家珍，會多門語言，博覽群書。他主要研究的領域涉及語言、文學和社會之間的關系以及猶太人大屠殺的影響。英國小說家拜厄特(A.S.Byatt)曾把他描述為“一位來得太晚的文藝復興巨人……一位歐洲玄學家，卻有著了解我們時代主流思想的直覺”。

　　在猶太人遭受迫害的大背景之下，1944年，斯坦納到了紐約，成為了美國公民，他一面反思大屠殺，一面觀察現(xiàn)代生活中語言的退化，并以此為基礎在1967年完成了代表作《語言與沉默》。身為“中歐人文主義者”的斯坦納在納粹軍官身上看到，一個人可以彈巴赫和舒伯特、讀歌德和里爾克，卻不妨礙他去奧斯維辛集中營上班。為什么會這樣?他追問，文學和知識究竟應該對社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?斯坦納看到，語言是文化的代表。現(xiàn)代西方政治上的非人道(尤其是納粹)，伙同隨之而來的技術化大社會，使得大眾教育教出了“一種特殊的半文盲，只在非常有限和充滿功利的范圍內閱讀和理解”，導致了語言文化的濫用與污染，使西方文學的創(chuàng)作陷入自殺性修辭“沉默”。

　　為《語言與沉默》作序的學者李歐梵認為，斯坦納在書中展現(xiàn)出了“縱橫四海”的批評方法。斯坦納指出，作為一個有知識的文學批評家，勢必非用比較文學的方法不可;不讀西方的經(jīng)典著作，與文盲相差無幾，而局限于一國的文學，也是井底觀天。所以他批評他的老師——牛津大學的名批評家利維斯(F.R.Leavis)，說他只論英國文學，專捧勞倫斯(D.H.Lawrence)，但是如果把勞倫斯的作品與托爾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，則顯然是小巫見大巫，所以他**恨文學上的褊狹。

　　《語言與沉默：論語言、文學與非人道》[美] 喬治·斯坦納 著 李小均 譯世紀文景/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-11

　　和2019年去世的哈羅德·布魯姆一樣，斯坦納不是結構主義或精神分析這類“理論家”。他認為，理論是人類失去感知耐心的墮落表現(xiàn)，不僅簡化了語詞的豐富性，還剝奪了文學鑒賞和闡釋功能的獨特尊嚴。他說，理論在文學、歷史、社會學等論述上的勝利，其實是自我欺騙，是因為科學占據(jù)上風，人文學科為了背水一戰(zhàn)而發(fā)展出來的。

　　在《語言與沉默》當中，斯坦納一直關注人文素養(yǎng)(humane literacy)這個概念。他指出，在閱讀中，讀者不是被動的角色，批評家對于同時代的藝術有特殊的責任。批評家“不但必須追問，是否代表了技巧的進步或升華，是否使風格更加繁復，是否巧妙地搔到了時代的痛處;還需要追問，對于日益枯竭的道德智慧，同時代藝術的貢獻在哪里，或者它帶來的耗損在哪里。作品主張怎樣用什么尺度來衡量人?”李歐梵稱，“在此書中，他處處反思歐洲文化經(jīng)歷納粹浩劫后的反響，令我深深感動。我再三咀嚼此書中的篇章，甚至學習斯坦納的英文文體?！痹谖膶W評論中，斯坦納正是這樣顯示出“憑借風格之力，批評也可能成為文學”。

　　在文學批評領域，斯坦納讓人們看到，一個真正的文學批評家不是二傳手，而是進行再創(chuàng)作。在翻譯研究領域，斯坦納也強調譯者的主體性作用。在20世紀70年代翻譯研究的“文化轉向”當中，譯者逐漸從邊緣地位上升到文化傳播者和歷史參與者的中心地位。斯坦納1975年的著作《通天塔之后：語言與翻譯面面觀》提出的闡釋學有關理論成為了研究譯者主體性的一個重要的視角。在本書中，他提出了“理解即翻譯”的判斷，并且指出以闡釋學為基礎的翻譯四步驟：信任、侵入、吸收和補償。信任，就是譯者相信在原文本中一定有能夠可以理解的意義。侵入，則反映在譯者的理解上，因為譯者“無法不對他的時代和背景妥協(xié)”，而譯者的侵入也可以讓原作在譯入語當中獲得第二生命。吸收是譯者侵入的目的和結果，譯者應該引進并消化原文的核心信息。但譯文必然會改變乃至重置原文的結構，在侵入和吸收之后，損失無可避免。因此第四步補償，就是達成原作和譯作之間的平衡。這四個步驟無不與譯者的主體性相連，在“茶杯、麥克風、譯員”成為主流，譯者常常拿來與機器翻譯進行比較的今天，翻譯家也不斷地引用斯坦納，來為自己存在的價值辯護。

　　隨著哈羅德·布魯姆、喬治·斯坦納等當代人文主義知識分子相繼離開，我們或許正在迎來一個沒有大師的年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