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不少朋友想做翻譯，又不了解情況，經(jīng)常會問我關(guān)于翻譯的問題：翻譯好不好做，會不會有什么困難，等等。我雖然**近幾年沒有翻譯過書了，但基于之前積攢的經(jīng)驗，還是可以給出明確建議：翻譯難做。

　　這條建議時常會遇到質(zhì)疑。許多朋友會說：我雖然沒有做過翻譯，但我看英文沒啥問題。翻譯，不就是看懂英文轉(zhuǎn)換成中文嘛。為什么你說那么難?

　　這么說的人，往往沒有譯者體驗，只有讀者體驗，所以翻譯無非是讓讀者從“讀原文”變成“讀譯文”。如果真的當過譯者，翻譯還真不是那么簡單的事情。起碼，下面幾大困難是任何譯者都躲不掉的。

　　60%覆蓋不了30%

　　據(jù)我觀察，普通人讀一本書，充其量只看懂了全書內(nèi)容的30%。許多時候甚至連30%都不到，**后有印象的只有一些有趣的故事、結(jié)論。敘事文本中大段的鋪墊、描摹，說理文本中大量的論證、辨析，往往被讀者所厭煩，好一點的也是一帶而過。

　　這并不是讀者不想多讀一點，多懂一點。對大多數(shù)讀者來說，要再多看懂一點、多理解一點，花的時間要大大增加。大家可以回憶中學(xué)的古文課，大學(xué)的經(jīng)典閱讀課，老師帶著大家逐字逐句地閱讀、解釋，既消耗精力，記住的也不多。不只文學(xué)文本是這樣，說理文本也是這樣。記住結(jié)論相當簡單，記住推理過程則麻煩許多，能自己復(fù)原整個推理過程，對一般讀者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挑戰(zhàn)。

　　我們沒法強迫讀者花更多工夫，因為如何讀、讀懂多少，這是讀者的權(quán)利。但是譯者的責(zé)任不同，譯者的理解范圍往往是讀者理解范圍的上限。譯者看不懂推理、搞不清辨析，只能囫圇吞棗硬譯。讀者讀到這段詰屈聱牙、支離破碎的譯文，只會覺得莫名其妙，未必能得出結(jié)論。

　　為了讓譯文讀者的收獲水平和原文讀者保持相同，譯者不得不花大量的功夫，加深自己對原文的理解。所以身為譯者，許多文字不是“一路看過去”就好，而是必須反復(fù)推敲、琢磨。

　　比如這么個句子：“完整交互總共需要傳輸100K的數(shù)據(jù)，目前已經(jīng)傳輸了50K，所以要關(guān)心的只有50K數(shù)據(jù)”。普通讀者或許不覺得有問題，或者根本留意不到歧義，譯者卻必須搞清楚，后一個“50K”到底是“已經(jīng)傳輸?shù)?0K”，還是“剩下沒有傳輸?shù)?0K”，否則肯定會有部分讀者有困惑。

　　這類問題只有一部分可以通過閱讀上下文來判斷，還有相當部分是不能靠上下文來猜測的。運氣好的，可以直接聯(lián)系原作者詢問。運氣不好的，就只能自己瞎蒙了。這樣一個“無關(guān)緊要”的問題，往往就要消耗譯者大量的時間。

　　還有一類問題，估計是譯者怎么努力也“理解”不了的。我在《程序員身上的異味，你會直接告訴他嗎?》中提到過，在我翻譯《成為技術(shù)領(lǐng)導(dǎo)者》的時候，我雖然能這段文字翻譯出來，但根本不理解作者舉這個例子的目的是什么，為什么“告訴程序員他手上有異味”會成為一個問題?，F(xiàn)在回過頭去看這段譯文，雖然逐字逐句挑不出太多毛病，但我沒理解，所以譯文其實不通透。

　　更麻煩的是，即便譯者花費了大量時間，把自己對原文的理解提升到了60%，讀者也可能根本感受不到。因為不同的讀者所理解理解的30%各不相同。運氣好的，讀者的理解是譯者理解的子集。運氣不好的，讀者的理解是譯者的理解沒有交集。

　　我們經(jīng)常看到這樣的爭執(zhí)：讀者說譯本很爛，譯者感到委屈，自己已經(jīng)花費了很多心力了，讀者只抓住幾處疏漏發(fā)難。背后的原理就在這里：譯者費盡心思得到的那60%，完全蓋不住讀者的30%。

　　60%覆蓋不了30%，這是譯者的無奈，也是譯者必須面對的挑戰(zhàn)。

　　一支筆畫不出百樣色彩

　　即便譯者傾盡全力，**理解了原文，仍然會讓讀者不滿意，因為譯文剝奪了讀者的“解釋權(quán)”。

　　什么是讀者的解釋權(quán)?簡單說，就是“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漢姆雷特”。原文里怎么寫的，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和想象，大家都有按照自己的體驗、經(jīng)驗、想象去理解原文的權(quán)利。

　　譯者卻不同，譯者首先是讀者，他對原文當然有自己的理解，這是作讀者的權(quán)利。另一方面，譯文的那“一千個讀者”仍然期望看到一千個漢姆雷特。然而這時候，譯者的理解已經(jīng)熔鑄在翻譯里，印刻在譯文中，針對原文的眾多解釋和想象就此消失了。挑剔的讀者，尤其是能讀原文的讀者，往往會感到不滿意。

　　仍然舉上面那段“傳輸數(shù)據(jù)”的文本的例子。在我看來，可能產(chǎn)生誤解的根源在于原作者舉例時不夠仔細。如果我是作者，我不會說“完整交互總共需要傳輸100K的數(shù)據(jù)，目前已經(jīng)傳輸了50K，所以要關(guān)心的只有50K數(shù)據(jù)”，而是改為“完整交互總共需要傳輸100K的數(shù)據(jù)，目前已經(jīng)傳輸了60K，所以要關(guān)心的只有40K數(shù)據(jù)”，避免出現(xiàn)誤解。

　　但只有身為作者，這種改動才可以理直氣壯，譯者沒有百分百的理由和權(quán)利去修改原文。對這樣的修改，許多讀者并不買賬，因為它“不忠于原文”。

　　我在講翻譯時曾寫過，英文里的許多a其實只是語法需要，一律翻譯成“一個”反而顯得累贅。比如“每個地方都有一位負責(zé)的人，一個縣應(yīng)當有一位縣長，一個市應(yīng)當有一位市長，一個省應(yīng)當有一位省長”就很累贅，地道的說法是“每個地方都有個負責(zé)人，縣有縣長，市有市長，省有省長”。

　　覺得沒問題，對吧?我們看看更復(fù)雜的例子：“他好像一個獨翼的天使，矗立在一張門前，死死盯住遠方的一棵樹”。按照上面的邏輯，更好的翻譯似乎是這樣的：“他好似獨翼的天使，矗立門前，死死盯住遠方的樹”。

　　這個例子得到不少人的贊同，但也有不只一人反對，理由是“原文里連續(xù)出現(xiàn)的a，原作者應(yīng)當是有特別用意，要表達孤單的感覺，一律去掉，反而改變了原文的韻味”。這種說法有道理嗎?不好說完全沒有道理。但是嚴格照原文翻譯也有不少讀者反對，理由是過多的“一個”完全不符合中文的表達習(xí)慣。

　　這個問題的根源不在譯者，而在翻譯。畢竟，原文的解釋和想象的權(quán)利完全屬于原文讀者，一旦進入翻譯，就必然剝奪一些針對原文的解釋和想象。同樣一段文字，你看來平淡無奇，我覺得微言大義，他認為別有所指。這種分別很微妙，較真就容易吵起來。但是，又沒有絕對的、客觀的對錯標準，因為個人的理解本來就可以不同。所以文藝理論才會說，作品一旦寫成，它就與作者脫鉤，完全存在于讀者的理解和闡釋之中。

　　魯迅先生寫過：我家院子里有兩棵樹，一棵是棗樹，另一棵也是棗樹。為什么要這么寫?為什么不直接說“兩顆都是棗樹”?這些問題歷來爭論不休，不同人有不同理解。我估計就是魯迅先生再世，未必也能給出大家信服的答案。譯者如果遇到這種句子，無論怎么翻譯，都得不到全部讀者的認同。

　　一支筆畫不出百樣色彩，這始終無解的難題，是譯者的宿命。

　　一張口難吃百家飯

　　“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漢姆雷特”，說的是讀者的理解各異。其實除去讀者的理解，原文涉及的領(lǐng)域也可能包羅萬象。同樣的概念，在一千個領(lǐng)域可能有一千種名稱。不了解領(lǐng)域的行話，給不出“接地氣”的說法，就會給讀者感覺“出戲”、“外行”，這也是譯者面臨的難題。

　　比如specification，IT領(lǐng)域通常翻譯為“參數(shù)指標”，這是沒有問題的。但涉及到某些工業(yè)領(lǐng)域，就必須搖身一變，行話叫“規(guī)格說明”。具體到軍工系統(tǒng)、武器制造，又得改頭換面，叫做“性能諸元”。如果譯者不了解這些，造出“火炮性能參數(shù)”，或者“軟件系統(tǒng)規(guī)格”，讀者就容易有意見。

　　再比如range，一般翻譯為“范圍”。但在IT領(lǐng)域，short range communication就要翻譯為“近距離通訊”，進入武器系統(tǒng)，short range missle就要翻譯為“短程導(dǎo)彈”，交戰(zhàn)中的in range更是應(yīng)當翻譯為“進入射程(已在射程內(nèi))”。

　　實際上，在翻譯中類似的講究很多，而且這類講究沒有固定規(guī)章可循，全憑譯者平時留意。

　　比如-ist，一般說的“xx主義者”沒錯，但涉及到政局便有不同。“議會中的**主義者和本土主義者各占半數(shù)”就明顯別扭，符合習(xí)慣的翻譯是“議會中的**派和本土派各占半數(shù)”。還有international community，翻譯為“**社群”會笑掉大牙，約定俗成的翻譯是“**社會”，雖然community似乎和society一點關(guān)系也沒有。

　　哪個人告訴你-ist翻譯為“派”，哪本書告訴你community翻譯為“社會”?沒有，全靠譯者平時用心，吃百家飯。如果沒吃過百家飯，譯文不自然、不地道就是必然的結(jié)果。我之前翻譯《精通正則表達式》就吃過虧。

　　《精通正則表達式》的作者是美國人，大概美國人都對車很了解，所以原作者在講解“水面下”的正則表達式匹配原理時，大量使用了汽車的例子：打開引擎蓋，這里是分電盤，那里是變速箱……。

　　可惜，等我能把發(fā)動機艙里的東西都分得清楚，是交稿兩年之后的事情了。在翻譯的時候完全不熟悉車主們的行話，所以transmission到底翻譯為“變速箱”還是“傳動機構(gòu)”，似乎總說“變速箱”也有點別扭…… 所以今天再看這段譯文，雖然花了不少心思，還是不夠地道。

　　不但國內(nèi)有百家飯，**上也有百家飯。我就見過譯文里出現(xiàn)的“日本外交部長”。沒錯，foreign minister通常的翻譯正是“外交部長”，“日本外交部長”干的確實是“外交部長”的活。但譯者需要知道，在日本這個職位有專門的稱呼，叫“外相”或“外務(wù)大臣”。由此類推，日本內(nèi)閣的Chief Secretary也不是“秘書長”，而是“內(nèi)閣官房長官”。

　　百家飯不只關(guān)系當下，還涉及歷史。同樣的概念，不同時代的稱呼也不同。麻煩的是，一般詞典并不會涉及“歷史稱呼”，所以更要靠譯者平時留心。比如foreign affairs，如今大家都知道叫“外交事務(wù)”，往前倒推一百多年，晚清的說法是“洋務(wù)”，再往前幾十年，就得叫“夷務(wù)”。不懂得這些，譯文就會顯得跳脫、錯位。

　　譯者怎么能懂得各種領(lǐng)域的行話?沒有太多好辦法，只能平時自己多留意，把各領(lǐng)域的知識融會貫通起來。

　　美在你心中

　　毫無疑問，在當今社會，翻譯是個“辛苦而不賺錢”的活。翻譯的稿酬，二十多年來始終停留在每千字60-80人民幣。

　　我自己在狀態(tài)**好的時候，翻譯速度充其量也只有每小時一千字。這還不算上之前閱讀、之后審校的時間。更要命的是，這樣的“神勇狀態(tài)”，一天充其量只能維持2-3小時，維持這2-3小時的代價是整天疲憊不堪。

　　辛苦而不賺錢，更“奇怪”的是，不管翻譯得好與不好，所得報酬幾乎沒有差別。所以，相當部分的譯者選擇了“體諒”自己，暗地里放松了對譯文的要求。畢竟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，每個細節(jié)都要去摳，去苦苦思索，去反復(fù)推敲，實在得不償失。許多“不妨礙理解的蹩腳譯文”，也就此誕生。

　　什么是“不妨礙理解的蹩腳譯文”?就是表達很奇怪，雖然明白意思，但讀來總覺得別扭。上文已經(jīng)舉了若干例子，不過這樣的例子實在不勝枚舉。

　　比如“他朝飛機發(fā)射了三顆子彈”。簡直可以從譯文里直接看到原文：He fired 3 bullets to the plane。能看懂嗎?能看懂。別扭嗎?別扭。那么不別扭的說法是什么?仔細想想，應(yīng)該是“他朝飛機開了三槍”。為什么不容易想到，因為語言不通，描述同樣現(xiàn)象的認知角度不同。

　　再比如“他個子不高，大家都叫他‘小人湯姆’”。能看懂嗎?大概能看懂，說的是體格小巧。別扭嗎?別扭。雖然有“小人國”的說法，但“小人”單獨出現(xiàn)，通常是指品格不高尚，用來形容體格就顯得挺怪異。那么不別扭的說法是什么?仔細想想，“小個兒湯姆”就順口多了。

　　無論把“發(fā)射了三顆子彈”改為“開了三槍”，還是把“小人湯姆”改成“小個湯姆”，可能都免不了花工夫思量，而且收入多半不會增加，也不一定會得到特別的賞識。唯一的驅(qū)動力只能是譯者內(nèi)心對美的追求：這樣是美的，那樣是不美的，我們應(yīng)該追求美，哪怕并沒有現(xiàn)實的好處。

　　我只能找到“內(nèi)心對美的追求”這個原因，盡管這或許是對譯者的苛責(zé)。普通人說話寫文章，錯就錯了，甚至錯著錯著就成了約定俗稱的表達。不信你搜搜看，現(xiàn)在有多少人把“義正辭(詞)嚴”寫成了“義正言詞”，把“攻城掠地”寫成了“攻城略地”。雖說相差十萬八千里，形式、意思都亂套了，但是這并不影響大家日常使用。作者這么做大概無可苛責(zé)，譯者卻享受不了這種“特權(quán)”。

　　張大春先生曾寫過《用字不妄》，講的是雖然如今火星文發(fā)達，仍然有不少人向他請教，斟酌計較于字、詞的選擇，糾結(jié)于字詞的細微差別。說話發(fā)帖不難，查字典也不難，字斟句酌所反映的，恐怕不是一個社會所能積聚的文字學(xué)專業(yè)素養(yǎng)，而是社會大眾愿意講究文字的意愿和好奇心。

　　“行路不難，只是辛苦。問路實難，它決定了旅程長遠的價值”。好的譯者，不該放棄內(nèi)心對美的追求。

　　本文摘自網(wǎng)絡(luò)